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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柏林，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。

    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那份征兵报告。

    他看完了最后一页，把报告合上，放在桌角。

    克朗茨坐在他对面，

    “主席同志，我的意见是——优先考虑有作战经验的老兵。

    他们去过西班牙，去过英国，熟悉国际纵队的作战方式，懂外语，能和美国同志配合。新兵到了美国还需要时间来适应，我感觉时间上有些来不及。”

    韦格纳靠在椅背上，

    “克朗茨，你说得对。老兵确实更有战斗力。但你想过没有，那些新兵为什么想报名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也不是为了出国看看。他们是为了——证明自己。证明自己和那些去过西班牙、去过英国的同志一样，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。

    如果我们总是让同一批人去，那些没去过的同志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‘我们不被信任’，会觉得‘组织看不起我们’。

    这不是战斗力的问题，是士气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克朗茨沉默了片刻。

    “主席同志，那你的意见是？”

    韦格纳从桌上拿起笔，在报告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

    优先从未出国作战的同志中选拔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前两次落选人员。写完，他把报告推给克朗茨。

    “克朗茨，就这么办。老兵想去，可以理解。但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业。把机会分给那些还没去过的人，让他们也去见识一下，让他们也去锻炼一下。回来之后，他们就是新的种子。种子多了，树才能长得茂。”

    克朗茨拿起报告，看了一眼那行字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这就通知征兵办公室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

    “克朗茨。”韦格纳叫住了他。

    克朗茨停下来，回过头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那些报名的新兵同志们，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

    “不是勋章，不是奖金，不是任何物质上的东西。是信任。”

    克朗茨看着韦格纳，

    “我明白了，主席同志。”

    柏林，总参谋部大楼征兵办公室。下午二时。

    伯格少校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时，正在调解一起争执。

    两个士兵站在他的办公桌前，一个穿着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装，袖子上别着三条杠——那是参加过三次重大战役的标志；另一个穿着普通的德国人民革命军军装，老兵叫克劳斯，三十二岁，柏林人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英国革命，胸前的勋章比伯格本人还多。

    新兵叫瓦尔特，二十四岁，汉堡人，造船厂的钳工，去年刚入伍，一天仗没打过，但训练成绩优秀。

    “少校同志，我有经验。我打过西班牙，打过英国。我知道怎么和美国同志配合，怎么在陌生的地形上作战。他去过哪儿？他连柏林都没出过！”

    克劳斯的声音很大。

    瓦尔特的脸色很不好看。

    “克劳斯同志，你去过西班牙，去过英国，你已经是英雄了。你不能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了，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一个机会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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